让·鲍德里亚著,马海良译
自《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汪民安等编,浙江人民,2001年。[1] … Continue reading
拟像从不掩盖真理,倒是真理掩盖没有真理的地方。拟像是真。
——《圣经·传道书》
博尔赫斯讲过一个故事,说帝国的绘图员绘制了一幅非常详尽的地图,竟然能覆盖全部国土。(帝国败落之后,这张地图也磨损了,最后毁坏了,只是在沙漠上还能辨别出一些残片。这个被毁了的抽象之物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美,它目睹了一个帝国的荣耀,像一具死尸一样腐烂了,回归土壤物质,很像一种最后与真实之物混合的逐步老化的副本。)如果能把这个故事看做最优秀的关于仿真的寓言,那么它正好转了一圈,现在只有第二序列拟象的分离的魅力。[2] … Continue reading
今天的抽象之物不再是地图、副本、镜子或概念了。仿真的对象也不再是国土、指涉物或某种物质。现在是用模型生成一种没有本源或现实的真实:超真实。国土不再先于地图,已经没有国土,所以是地图先于国土,亦即拟象在先,地图生成国土。如果今天重述那个寓言,就是国土的碎片在地图上慢慢腐烂了。遗迹斑斑的是国土,而不是地图,在沙漠里的不是帝国的遗墟,而是我们自己的遗墟。真实自身的沙漠。
其实即使颠倒过来看,那个寓言也毫无用处。也许只有帝国的寓言,因为当今的仿真者们都是通过帝国主义竭力使真实、所有真实与仿真模型相吻合,但已经不是地图或国土的问题。某种东西消失了:那就是它们之间的绝对差异消失了,抽象之物的魅力消失了。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地图的诗意和国土的魅力、概念的魔法和真实之物的动人。绘图员按照理想狂热地绘制同步延展的地图和国土,无以复加地表现和吞没了再现式想象。但是这种再现式想象随着仿真消失了,因为仿真操作不再是反映的和话语的,而是核子的和遗传的。所有的形而上问题都已经随之而去了。已经没有反映存在和表象、真实和概念的镜子;已经没有想象中的共同延展性,发生过程微缩化便是仿真的内容。微缩了的单位制造出真实,母体产生出真实,记忆库和指令模型产生出真实,这些东西可以无数次地制造真实。真实已经与理性无关,因为不再根据某种理想的或否定的事例来衡量真实。它只是一种操作的东西。事实上,由于真实不再包裹在想象之中,它就根本不再是真实了。它是一种超真实,是撮合模型在一个没有大气层的超空间进行放射综合的产物。
在通向一个不再以真实和真理为经纬的空间时,所有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于是仿真时代开始了。更严重的是,人工指涉物在符号系统中复活了;符号是一种比意义具有更大延展性的物质,因为它们适应所有的对等系统、所有的二元对立和所有的组合代数。这已经不是模仿或重复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戏仿的问题,而是用关于真实的符号代替真实本身的问题,就是说,用双重操作延宕所有的真实过程。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程序化的、完美的描述机器,提供关于真实的所有符号,割断真实的所有变故。永远不再需要产生真实了,这是模型在死亡系统或提前复活系统里的关键功能,但是复活不会留下任何机会,即使死亡事件中的复活,亦复如此。超真实离开了想象的庇护,离开了真实与想象的差别,它只为模型的轨道重现和仿真的差异生成留出空间。
神圣的形象非指涉性
佯装是假装没有,而仿真是假装有。一个暗示在场,另一个暗示缺场。但问题比这更复杂,因为仿真不仅仅是:“装病的人只需躺在床上,谎称他病了,而仿拟病人则自己身上就会出现某些症状。”(利托尔)。因此假装或佯装触及了现实原则,真实被遮盖起来,而仿真却威胁着“真”与“假”、“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既然仿真者产生“真”症状,那么他是否生病了?不能客观地按照有病或无病对待仿真者。心理学和医学在此停步不前,因为无法弄清是否真的病了。如果任何症状都能“被产生”出来并因此不能被看做自然事实,那么所有病都可以仿真且就是仿真的,医学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它只知道如何通过客观病因对付“真”病。心身医学就是在病痛原则的边缘模模糊糊地发展起来的。至于精神分析学,它把症状从有机体转移到无意识序列,于是无意识被看做真实的东西,比有机体更真实。但是为什么仿真在无意识的门槛上止步不前了呢?为什么无意识的“作用”不能像传统医学中的其他症状一样“被产生”出来呢?梦就是“被产生”出来的。当然,精神病医生声称,“每一种精神异化形式都有一组特殊的连续症状,仿真者意识不到这些症状,但是即使看不到这些症状,精神病医生也不会被蒙蔽”。这(从1865年算起)是为了全力挽救真理原则,避开仿真的拟象:即没有真理、指涉和客观原因的拟象。对漂浮在病痛两侧和健康两侧的某种东西,医学能做什么呢?或者说,对已经不存在真假问题的话语中的病痛副本,医学能做什么呢?[3] … Continue reading
军队如何对付仿真者呢?传统上,军队根据直接鉴定原则,揭露并惩罚仿真者。今天,它可以改造一个出色的仿真者,好像他就是“真实的”同性恋、心脏病或精神病。甚至军事心理学也已经从笛卡儿式的清晰确切性里退了出来,不知道如何区别真与假、“被产生的”症状与真症状。“如果他的行为是疯狂的,他就是疯子。”同样也可以正确地说,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是仿真者,缺乏区别是最严重的颠覆形式。古典理性用全部范畴把自己武装起来,但是那些范畴今天遭到了包抄,真理原则被淹没了。
在医学界和军队之外,常见的仿真领域应该是宗教界和神的拟象:“我严禁寺庙里出现拟象,因为给自然以生命的神性是不能再现的。”实际上可以。但是当神性通过偶像显示自身,当神性分身为许多拟象时,会怎么样? 化身为形象的看得见的神学之后,神性仍然是最高的权威吗?或者说只有挥发为拟象的神性才能唤发出壮丽以及迷人的力量吗?看得见的偶像装置代替了纯粹思想的上帝的理念?这恰恰是反对偶像崇拜者担心的问题,他们的千年争吵今天仍然没有结束。[4] … Continue reading他们之所以强烈地想毁灭偶像,恰恰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拟象的全能力量。这些拟象秉有从人们的意识里抹除上帝的能力,它们表明某种压倒一切的毁灭性的真理:从来就没有什么上帝,只有拟象。的确,上帝一贯只是他自身的拟象。如果反对偶像崇拜者们能够相信形象仅仅遮掩柏拉图的上帝理念,那就没有理由摧毁它们了。人们能够以一种扭曲的真理观生活着,但是当他们感到形象没有掩盖任何东西,当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形象,而是制造形象的某种原初模型,知道完美的拟象永远是他们自己的辐射,他们就会对形而上的东西感到失望。但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驱除这种关于所指涉的神已经死亡的思想。
可以看到,经常被指控蔑视和否定形象的反对偶像崇拜者们实际上给了形象以应有的价值,而偶像崇拜者们却把形象里的影子当做上帝本身来崇拜。也可以反过来说,偶像崇拜者们具有非常现代的冒险精神,因为他们在形象之镜里看到了上帝的影子,在上帝的突然显现中看到了上帝的死亡和消失。(他们也许知道那种再现实际上没有再现任何东西,再现也许只是一场游戏,当然是最伟大的游戏;可见他们也知道揭开形象是危险的,因为形象后面什么也没有。)这就是耶稣会会员采取的方法,他们把上帝的真正消失和大范围操纵世俗事务视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上帝在突显力量时消失了,已经没有超验的东西,它们不再是一种完全不受影响、完全脱离符号的策略托辞。在巴罗克形象的后面,隐现着灰色政治。
关键问题也许一直是形象的谋杀禀性,它们杀害真实,把自身的模型当做拜占庭偶像杀害了,因此也杀害了神的同一性。与这种谋杀禀性相对立的是辩证的再现能力,再现是一种清晰的对真实的中介。所有西方信仰和好的信仰都十分看重再现:符号可以指深刻的意义,符号可以交换意义,某种东西可以保证这种交换,那当然是上帝。但是如果上帝本身是仿真的,就是说也被还原为证明上帝存在的符号,那会怎么样呢?那么整个系统就失去了分量,完全成了一个巨大的拟象,不是不真实,而是拟象,它将永远不能与真实之物交换,只能自我交换,在一个不间断的没有任何指涉或周边的回路里进行自我交换。只要仿真与再现对立,也是这种情形。再现的起点是符号与真实对等的原则。(哪怕这种对等是乌托邦式的,它也是一个根本的公理。)而仿真则始于这一对等原则的乌托邦形式,始于坚决否认符号是价值,始于作为所有指涉的逆反和死亡的符号。再现竭力吸收仿真,把仿真阐释为虚假的再现,而仿真则把整个再现大厦包裹起来,成为一个拟象。
形象的承递阶段如下:
1.它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
2.它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
3.它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场。
4.它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它纯粹是自身的拟象。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形象有一个善的外表,再现属于圣事序列。第二种情况显示出恶,属于恶行序列。第三种情况是玩弄某种外表,属于巫术序列。第四种已经超出外表序列,进入了仿真序列。
从佯装有的符号到佯装没有的符号的过渡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前者隐含着一种真理和隐秘的神学(意识形态观念仍然属于这种符号)。后者开始了一个拟象和仿真的时代,这里已经没有认识自我的上帝,也没有区分真与假、真实与它的人为复活的最后审判,因为所有一切都已经死亡并提前复活。真实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于是怀旧便展现出充分的意义。关于现实的起源和符号的神话以及关于二手真理、客观性和确切性的神话大量繁殖。真理得到了攀升,生活体验得到了攀升,客体和实质已经消失的形象语言得到了复活。出现了恐慌的真实生产和指涉生产,与疯狂的物质生产并行或高于物质生产。仿真阶段就是这样出现的,这是一种关于真实的策略,是新的真实和超真实,它的普遍重复是一种延宕策略。
超真实与想象
迪斯尼乐园是仿真序列中最完美的样板。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幻象和幽灵游戏:海盗、边界、未来世界,等等。这个想象的世界被认为是经营最成功的地方。但是吸引人们前往观看的无疑主要是社会的微观宇宙:在现实美国及其欢乐和挫折中显现的微缩了的宗教启示。你在外面把车存好,在里面排队,在出口处被彻底抛弃。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惟一的幻觉效应是人群固有的温情,因为有数量惊人的小装置专门用来维持繁杂的假象效果。与此相对照,停车场却冷冷清清,就像一个集中营。或者说,里面是磁石般吸引人流的机关装置,外面只有孤孤单单的一种小机械:汽车。由于一次非常偶然的巧合(那次巧合无疑属于这个宇宙特有的一个谜),这个冰冷而幼稚的世界碰巧被一个人想到了,认识了,而这个人自己现在也已经被冷冻了。这个人就是瓦尔特·迪斯尼,他在零下180度等待着复活。
因此,可以通过迪斯尼乐园追溯美国的客观侧影,乃至深入个体和人群的形态。这里以微缩的宇宙带的形式赞美了美国的所有价值观:安乐和平。可以对迪斯尼乐园进行意识形态分析(L.马丁在《乌托邦:精神游戏》一书中进行了出色的分析):说它概括了美国生活方式,颂扬了美国的价值观,置换和美化了矛盾的现实。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样做也掩盖了另外的东西,“意识形态”的毯子确实可以覆盖第三序列的仿真,迪斯尼乐园掩盖了一个“真实”国家的事实,全部“真实的”美国就是迪斯尼乐园(就像监狱掩盖了它具有社会性亦即禁闭性的事实;监狱无所不包,君临一切)。迪斯尼乐园被表现为一种想象之物,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其余一切都是真实的。事实上,它周围的洛杉矶和美国已经不再是真实的,而是属于超真实和仿真序列。这不再是一个对现实的虚假加以再现的问题(意识形态),而是掩盖现实已经不真并因此挽救现实原则的问题。
想象的迪斯尼乐园不是真假问题,它一个延宕机器,试图以逆反的形式恢复虚构现实的活力。于是便有了这个退化到童稚时代的想象之物。它要成为一个儿童世界,使我们相信这里不是成年人的地方,他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这就掩盖了孩子气无处不在的事实;有些成年人尤其想到迪斯尼乐园当一回孩子,放纵自己去幻想真正的童心。而且,迪斯尼乐园不只一个。迷幻村、魔山、海洋世界等,这些“想象的车站”环绕着洛杉矶,为一个其神秘性无非是永无休止地流通非真实之物的城市添注真实或现实的能量。这是一个虚无飘缈的城市,没有空间或维度。这个城市有许多电站和核电站,有许多电影厂,但它只是一个巨大的剧本和一部永久的电影,它需要由儿童信号和虚假的幽灵组成的这种老式想象来怜悯自己的神经系统。
政治咒符
水门事件,它和迪斯尼乐园(一种想象的效果要掩盖的事实是,在人工范围内外均已不存在真实)的脚本是一样的。当然,它是一种丑闻效果,掩盖事实与指摘之间的区别(这是中央情报局和《华盛顿邮报》所用的鉴别方法)。虽然是同样的操作,但是这一次倾向于把丑闻用作挽救道德和政治原则的手段,把想象用作挽救低靡的现实原则的手段。
对丑闻的指摘总是对法律的礼赞。水门事件首先成功地让人们认为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丑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让人昏醉的异常操作,它以全球规模重新注入大剂量的政治道德。用布迪厄的话来说,也就是“每一种力量关系的特点都是装出一种样子,它们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力量,是因为它们装出如此这般的样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资本是非道德和不择手段的,它只能在道德的上层建筑后面发挥功能,挽救这一公共道德的人自然也推进了资本秩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是这样做的。
这只是意识形态公式,布迪厄摈弃这种表述公式,用“力量关系”指资本主义统治的真理,他把这种力量关系看做丑闻并加以指摘,于是他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一样,也站在了决定论和道德主义者的立场上。他也净化和挽救道德秩序,这个真理秩序产生真正象征式的社会秩序的暴力;所有的关系力量只是这种暴力在人们的道德和政治意识中漠然变动的组合形式。
资本只要求我们把它看做理性的东西,或者以理性的名义向它开战;把它看做道德的东西或者以道德的名义向它开战。两者是一回事,就是说,可以换种方式读解它们:以前的任务是佯装丑闻,今天的任务是掩盖没有丑闻的事实。
水门事件不是丑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说出这一点,因为有关人员竭力掩盖的就是这一点,这种佯装实际上是为了巩固道德,我们在考察资本的最初情形时曾经看到过这种道德恐慌及其立竿见影的残酷性、不可理喻的野蛮性和根本的非道德性,对于从启蒙运动理论到共产主义思想、左派思想奉为公理的另一种道德和经济系统来说,这一切都是无法辩解的丑闻。资本并没有贬损灌输给它的契约观念,它只是毫无原则羁绊地埋头苦干,仅此而已。倒是“启蒙”思想力图控制资本,把规则强加于资本。今天取代了革命思想的反控诉竟然指责资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权力是不公的;权力的公正只是一种阶级的公正;资本剥削我们,等等。”好像资本与主宰它的社会之间存在某种契约。左派竟然拿起对等的镜子,指望资本会因为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而垮塌,从而实现它为整个社会承担的义务(这样就不需要革命了,资本足以接受理性的交换公式)。
事实上,资本与支配它的社会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契约。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巫术,是对社会的挑战,应该得到这样的回应。不应该依据道德和经济的理性原则指摘丑闻,应该依据象征法则发起挑战。
麦比乌斯:螺旋式否定
因此,水门事件只是某系统为捕捉敌手而设下的圈套而已,是为了达到挽救目的的丑闻仿真。一个叫做“大喉咙”的人物就体现了这一点,据说他是操纵左派记者的共和党幕后人物,为了除掉尼克松——为什么不呢?所有的假说都可能成立,但惟有这一个是多余之举:左派自发地把右派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可是如果认为这是出于良知而做的迫不得已的工作,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右派也自发地为左派做工作。关于操纵的所有假说都可以无限旋转着逆反过来,因为操纵是一种漂浮的因果关系,肯定性和否定性互相生成并互相重合,已经没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任意地停止这种因果关系的旋转,就可以挽救政治的现实原则。通过仿真一个被约束的习惯视域,就可以维持某种政治信度(当然包括“客观的”分析和斗争,等等),因为在这样的视域里,任何行动或事件的前提和结果都是可以料到的。但是如果在一个已经不存在线性连续性和辩证两极性的系统里、在一个被仿真解拆了中心的领域里,可以预料任何行动或事件的整个循环,那么确定关系就荡然无存了,所有的行动都在循环结束时终止并到处散开,使所有人受益。
意大利的某次炸弹爆炸事件一定是极端左派分子所为,还是极右翼的挑衅?是温和主义者为了挑起极端恐怖分子的争吵从而支撑自己衰落的权力而策划的一幕,还是为了唤起公共安全意识的一个政治脚本?这一切都是真的,搜集证据或客观的工作并不妨碍这些扑朔迷离的阐释。仿真逻辑与事实逻辑和原因顺序没有任何关系。仿真的特点是模型先行,模型在先,它们的轨道(像炸弹一样)循环构成真正的事件磁场。事实已经没有自身的运行轨道,它们出现于模型界面处,所有模型可以同时生成一个事实。这种先在性和先行性、这种短路、这种事实与模型的混合(不再逸出意义,已经没有辩证的两极性,没有负电,也没有两极的内爆),每一次都使所有的阐释成为可能,甚至矛盾的阐释也可以成立;一切都是对的,因为所有的真理都可以按照它们所由产生的模型的形象在普遍循环中进行交换。
共产党人攻击社会党,似乎想粉碎左派的联合。他们信守的观念是,为了更激进的政治目标,他们保持了沉默;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权力。他们不想通过这种联合得到权力是因为对整个左派不利,还是因为与左派联合对他们不利,抑或他们本来就不想得到权力?贝林格宣布:“我们绝不怕看到共产党在意大利夺得权力。”这也意味着:
1.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上台之后,决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机制。
2.丝毫不用担心他们上台(理由是他们不想掌权);即使他们真的上了台,也会把权柄交给代理人执掌。
3.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权力,任何人夺得或接管权力都不会带来危险。
4.但是,我,贝林格,不怕看到意大利共产党夺得权力。这看似不言而喻,但也并非如此,因为:
5.它也可以表示相反的意思(这里并不需要做精神分析):我害怕看到共产党在意大利夺得权力(即使一个共产党人也完全可能这样做)。
上述各项同为真。这种话语的秘密在于它不再只是歧义的政治话语,它表明无法确定权力的位置,无法确定话语的立场。这个逻辑不属于任何党派,它横穿所有话语,但是不被任何话语所需要。
谁能解开这个错综复杂的结?起码可以一刀斩断这个难解的结。至于麦比乌斯带(the Moebius strip),如果把它一分为二,就会增加一个螺旋(这就是可逆的假说连续性)。仿真的地狱不再是折磨人的地方,而是有害的微妙而捉摸不定的意义扭转;[5]“媒介即信息”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一句口头禅,它已经进入第三序列的仿真,媒介与信息的区别是第二序列表意的特点。即使那些谴责布尔哥斯(Burgos)的人也是佛朗哥送给西方民主的礼物?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振兴西方人文主义的契机?他们的愤怒抗议把西班牙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外国干涉,这反过来巩固了佛朗哥政权?到底哪一个为真?难道这类令人叹服的共谋连当事人也不知道?
系统及其极端替代就像一面弯曲镜子的两头,政治空间“阴毒的”曲面从右到左吸引、传送、逆反、扭转,整个系统、资本的无限性折回到自身表面:超越了有限?难道欲望和力比多的空间不是这样吗?欲望与价值、欲望与资本的联结。欲望与法律的联结,法律的终极欢乐和变形(这是它现在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所在):利奥塔说,只有资本才能得到快感,后来才以为我们从资本里得到快感。德勒兹则看到了欲望的强烈挥发:一种谜一样的逆反带来的这种欲望“本身具有革命性,也许并非出于自愿,因为它想得到它想要的东西”,想得到对自身的压抑吗?想投人妄想狂式的法西斯制度吗?一种有害的扭转把这种欲望的革命还原为同样根本的另一种历史的革命。
所有指涉物都把它们的话语混合为一种环形的麦比乌斯定律。不久前,性和工作还是激烈对抗的两项,今天都已消解成同样的需求类型。以前历史话语的力量来自它与自然话语的对立,欲望话语的力量来自与权力话语的对立,今天它们互相交换能指和脚本。
不可能讨论整个否定操作领域和所有的延宕脚本,那样做需要的篇幅太长。水门事件的脚本力图通过仿真的丑闻、拟象、谋杀等挽救一种将死的原则,这是一种通过否定和危机进行的荷尔蒙治疗。事情不外乎用想象证明真实,用丑闻证明真理,用僭越证明法律,用罢工证明工作,用危机证明系统,用革命证明资本。以此类推,通过剥夺人类文化学的对象(塔萨代族人)证明人类文化学。但是不考虑:用反戏剧证明戏剧,用反艺术证明艺术,用反教育证明教育,用反精神疗法证明精神疗法,等等。
一切都颠倒变形,从而以净化的形式永久存在下去。所有权力形式、所有情境,都以否定的形式表述自身,从而通过死亡仿真逃避真实的烦恼和痛苦。权力可以推出自己的杀手,重新发现一线存在和合法性的希望。且看美国总统们:肯尼迪家族的人被杀了,因为他们仍然拥有政治势力。其他人如约翰逊、尼克松、福特,他们只有当傀儡和仿真杀手的权利,然而他们也需要那道假恫吓的光环,以掩盖他们只是权力的时装模特儿的事实。在往昔,国王(和神)必须死,但那正说明他们的力量。而如今,他们千方百计地装死,从而保存权力的福佑。但是为时已晚。
在自身的死亡中寻找新的血液,通过危机、否定和反权力之镜更新循环,这是所有权力和制度企图打破无关涉性和根本非存在性的恶性循环的托辞,是权力和制度已经试过和死亡的托辞。
真实之物的策略
不可能重新发现一个绝对的真实层面相同的序列是不可能推出一种幻象。不可能再有幻象,因为不可能再有真实。这里提出的是戏仿、超仿真或不良仿真等整个政治问题。
我们不妨看一看弹压机关对仿真抢劫的反应是否比对真实抢劫更为暴烈。真实抢劫打乱事物的秩序,财产权,而仿真抢劫只是干预现实原则。僭越和暴力则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它们只与真实之物的分配关系抗衡。仿真绝对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它总是表明,在仿真对象之上的法律和秩序等等可能只是一些仿真。
但是困难与危险是成正比的。如何装出一副抢贼的样子,如何予以检验?去大型商场仿拟一个小偷,你如何让保安相信你是一个假冒的贼?没有任何“客观的”差异:与真贼的架势和符号完全相同;符号实际上不倾向于任何一方。就已经确立的序列而言,它们总是属于真实序列。
去组织一次假抢劫。一定要检查你带的武器,保证不会造成伤害,选择最值得信任的人质,不要给任何人的生命造成威胁(否则可能导致犯罪)。提出赎金要求,把事件安排得尽量能制造最大的骚乱。简言之,尽量做得“逼真”,从而检验保安机关对一个完美仿真的反应能力。但是你不会成功,人造符号之网将不可避免地与真实成分混合在一起(警察很快就会真的向目标开枪,银行顾客会吓得昏死过去,他们会真的把假赎金给你递过来)。简言之,你无意间发现自己陷入一个真实情境之中,其功能就是要吞没一切仿真企图,把一切都还原为某种真实:那就是已经确立的序列运作,然后才是制度和司法的作用。
仿真过程是不可能分隔出来的,这里必须看到只能从某种真实关系角度看待和理解对一种序列的扰动,因为它只能在真实关系中发挥功能。如果明显是仿真犯罪,就会受到较轻的惩罚(因为它没有造成“后果”),或者以妨碍公务罪受罚(例如“无缘无故地”引起警察行动),但是绝不会判仿真有罪,因为仿真是无法与真实对等的,因此也就不会招致弹压。如何对仿真美德加以惩罚呢?其实仿真美德与仿真犯罪是一样的。戏仿使服从等同于僭越,这是最严重的犯罪,因为它取消了法律所依赖的差异。已经确立的序列对它无能为力,因为法律是第二序列的拟象,而仿真是第三序列的拟象,超出了真假,超出了对等性,也超出了所有权力和社会阶层赖以发挥功能的理性区别。所以真实败下阵来,就此而言,我们必须瞄准序列。
这就是为什么序列总是选择真实的原因。在不确定状态下,序列总是偏向这种选择。(因此在军队里,他们宁可把仿真者视为真疯子。)但是这样做越来越困难,因为在实践上无法把仿真过程分隔出来。由于周围的惯性力量,颠倒物也是真的(这种逆反性形成仿真装置和权力疲软的一部分),即现在不可能把真实的过程分隔出来,也不能证明真实。
因此所有的抢劫、劫持和类似行为现在都好像仿真抢劫,因为它们事先被刻写在媒体的解码和编排仪式之中,预演了它们的表现方式和可能的后果。简言之,它们发挥一套只能重现为符号的符号的功能,这样的符号绝不可能针对它们的“真实”目标。但是这仍然使它们承担侵害之嫌。尽管如此,它们作为已经没有任何具体内容或目标而无限地互相折射(比如许多所谓的历史事件:罢工、示威、危机,等等[6] … Continue reading)的超真实事件,是不能被一个只能依靠真实和理性以及目的和手段的序列所证实的,因为这个指涉序列只能支配一个确定的世界,但它对仿真的无限重现、对不再遵守真实性万有引力法则的飘渺星云,是无能为力的;权力本身最终在这个空间分裂了,成了权力的仿真(权力脱离了它的目标,完全服务于权力效果和大众仿真)。
惟一的权力武器及其对付这种缺陷的策略是在所有地方重新注入真实性和指涉性,从而使我们相信社会的现实性、经济引力的现实性和生产终极性的现实性。危机话语有利于此,当然还有欲望话语。“不要想得不现实!”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权力的最高标语,因为在一个非指涉的世界里,即使现实原则与欲望原则混合起来,也没有感染性的超真实更危险。
超真实和仿真是对所有原则和所有目标的延宕;通过延宕来反对权力,这是早已有之的手段。最终而言,所有指涉物和人类目标的毁灭为资本提供了养料,真与假、善与恶之间所有的理想差别都坍塌了,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极端对等和交换法则、资本力量的铁的法则。资本首先实行延宕、抽象、分离、非地域化,等等。如果说资本培育了真实、现实原则,那么首先清除现实原则的也是资本,它清除了所有的使用价值、所有真正的对等和财富,我们非常震惊地看到了筹码的非真实性和全能的操纵。今天更加强硬地反对资本的正是这一逻辑。资本想抵抗这种灾难性的螺旋形式,散发出最后的真实性曙光并以此确立最后的权力希望,但这只会增加符号,加速仿真游戏。
由于权力历史地受到真实性的威胁,它面对着延宕和仿真的风险,于是通过制造对等符号瓦解所有矛盾。今天权力受到了仿真的威胁(可能在符号游戏中消失),面对着真实性的危机,于是它押上了重新制造人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赌注。对权力而言,这是一个存亡问题。但是为时晚矣。
于是便出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歇斯底里症:生产和再生产真实。另一种生产,即货物和商品生产、政治经济学黄金时代的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这种状况为时已久。社会通过生产和过度生产试图恢复它逃避的真实。所以说当代的“物质”生产本身也是超真实的。它保留了生产的所有特征、整个传统生产话语,但它只是一种减损的折射(超真实主义者把惊人的相似性看做真实性,其中毫无再现所具有的那种意义和魅力、深刻性和力量)。到处都用超真实仿真来表达惊人相似性的那种真实。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权力也只生产类似自身的符号。与此同时,另一种权力形象进入游戏,那就是对权力符号的集体需求,这是随着权力消失而形成的一个神圣同盟。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同盟,以备政治坍塌之不测。最后,权力游戏竟然成了对权力无法释怀的批判:忧虑权力的死亡;权力越是消亡,越是挂念它的存活。当权力最终消失之后,我们顺理成章地完全处于权力的阴魂之下,这种挥之不去的记忆早已提前在所有方面显现出来,既对摆脱权力感到满意(谁也不想再要权力,人人都卸下权力,放在他人肩上),也因失去权力而懊恼。为没有权力的社会而伤悲:于是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这种强力指涉物是治疗一个不能节哀顺变的社会的超强药方。
“真正的”权力向来只是一种结构,一种策略,一种力量关系,一种筹码。政治领域已经把权力彻底清除出来,权力现在像所有商品一样,依赖生产和大众消费。
工作的情形也如此。已经没有生产的火花,没有它的筹码的暴力。人人还在生产,而且生产越来越多,但是工作已经微妙地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成了一种需要(但不是马克思展望的那种理想的需要),成了社会“需求”的东西,如休闲,它在普遍范围内相当于生活的选择。一种需求必定会引起工作过程中的筹码的损失。[7]雅典民主制比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先进,它在尝试过为保证法定人数的所有其他压制性办法并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后,终于把选票看做对服务的报酬。财富问题上也发生了像权力问题上那样的变化:工作的脚本是为了掩盖工作的真实性和生产的真实性已经消失的事实。罢工的真实性亦复如此,它不再是中断工作,而是对社会日历进行仪式扫描中的另一极。宣布罢工之后,好像人人都“占据”着他们的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恢复生产时,就像习惯地做一份“自我管理的”工作,和以前完全一样。
这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梦想,完全是工作过程双重化的问题。这是罢工过程双重化或临时代理的问题,罢工和生产危机都已成了时过境迁的事情。已经不存在罢工或工作问题,两者都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即工作的巫术,生产的场面戏(不是通俗闹剧),空荡的社会舞台上的集体表演。
工作意识形态也已经不再是问题,传统的工作伦理混淆了“真正的”劳动过程与“客观的”剥削过程;工作脚本也不是权力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权力脚本的问题。意识形态牵涉符号与真实的对应关系,而仿真牵涉的是真实的短路及其符号的副本。意识形态分析的目的总是为了恢复客观过程;而试图恢复拟象下面的真理则总是一个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权力最终与意识形态话语和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相吻合的原因所在,因为它们都是真理话语,总是能正确地反击仿真的致命打击;当这些真理话语是革命的话语时,更是如此。
Footnotes
↑1 | 本文选自《让一鲍德里亚:文选》。《仿真与拟象》是鲍德里亚的重要论文。在鲍德里亚看来,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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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仿造和复制总是隐含着一种令人不快和不安的异质性,在照相机前感到不安,好像那是巫师的把戏,更普遍的情况是在所有的技术装置前感到不安。技术装置总是一种复制装置,本雅明把这种不安与面对镜像时的局促不安联系起来。镜子里总有一种巫术似的东西。但是当这种形象可以从镜子里分离出来并且能被随意地转运、贮存和复制时(例如在《布拉格的学者》里,恶魔从镜子里剥离学者的形象,通过这个形象将学者折磨至死),那就更加不知所措了。因此,所有的复制都隐含着一种黑色魔法,比如纳西索斯,他被自己的水中影子所引诱,被自己的副本所困扰。人类今天转回到这种致命的东西,弄出这种与自己的形象相似的巨大的技术装置(麦克卢安说这是自恋式的技术奇景),回到自身,删除和歪曲自身,也就是无限地复制自己和自己的力量,直到世界的极限。复制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恶魔性,它使某种根本的东西变得游移不定。在我们看来,这一切几乎没有改变:仿真(我们在此称代码操作)仍然并且总是进行巨大的操纵、控制和死亡工作的领域,正如模仿对象(原始的小雕像,相片上的形象)总是以操作黑色形象为目的。 |
↑3 | 莫诺的著作里有一个更可怕的矛盾,反映了所有当代科学的含混性。他的话语涉及到符码,那是第三序列的拟象,但仍然以第二序列的“科学”组合为依据:客观性、“科学的”知识伦理、科学的真理原则和超验原则。所有事物都与第三序列的不确定模式不相容。 |
↑4 | “电视所作的那种贫乏的‘定义’几乎没有给观者留下什么可以重新进行抽象加工的东西。观者突然参与创造一种刚刚以一些点阵形式呈现在他面前的真实;看电视的人的处境是,他这个个体被要求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在不再现任何东西的屏幕上。”电视永远是一种罗夏测验(Rorshach test)。而且“电视形象每时每刻都要求我们通过强烈的运动和触觉的感官参与,把空间‘收回’网里”。 |
↑5 | “媒介即信息”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一句口头禅,它已经进入第三序列的仿真,媒介与信息的区别是第二序列表意的特点。 |
↑6 | 这种短路是当前整个“心理学”形势的特点。 儿童和青少年过了开头的叛逆期并且确立了有权获得解放的原则之后,他们的解放似乎并不是父母的真正解放。年轻人(学生、高中生、青少年)似乎也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更需要父母或老师的监护和指教。只有到了最后,他们成了自由承担责任的人,这时才似乎突然感到别人带着他们的真正的自由逃逸了。因此,毫无疑问应该“不管他们”。他们不是用情感的或物质的自发需求打扰父母,而是以一种被隐含的俄狄浦斯情结所预设和纠正了的迫切需要打扰他们。讽刺、拒绝以及戏仿力比多的原初机制,释放出超依赖性(比以前更甚)。需求没有内容、没有指符、没有正当性,但是恰恰因此而更加急迫。这是得不到满足的赤裸裸的需求。知识(教育)内容和感情关系的内容、学校的或家庭的指符已经在解放行动中被清除了,只剩下与空洞的制度形式相关联的需求。保留需求,但是因此而愈发固执。欲望是“可转移的”(即欲望是非指涉的,无指涉的),匮乏和空洞的地方滋生欲望,“解放”欲望,欲望的形象令人眩晕,它是欲望的欲望,纯粹的形式,超真实。剔除象征实质之后,它折回自身,从自身的影子里汲取能量,对自己感到失望。这就是今天的“需求”,它显然不像“古典的”目标或可转移的关系,它是无法解决的,也是无法了结的。 仿真的俄狄浦斯。 弗朗索瓦·理查德(Francois Richard):“学生需要得到身体或词语的引诱。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玩游戏,这真是一个讽刺。‘把你的知识给我们,站在我们面前,你说话,讲话,你就是为此才站在那儿的。’这当然是抗争,但也不完全如此:越抗争权威,诋毁权威,越需要权威。他们也在玩弄俄狄浦斯情结,更加强烈地否认它。他们说,‘老师’就是老父;可笑,那岂不是乱伦,有病,下流;从而最终非性征化。”就像接受精神分析的人那样,要求俄狄浦斯重新回来?讲俄狄浦斯的故事?他有可以满足精神病医生要求的“可供分析”的梦吗?学生以同样的方式经过俄狄浦斯阶段,经过诱惑阶段,结交密友,组成圈子,争取支配权,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欲望,而是仿真。这是俄狄浦斯仿真心理剧(既谈不上真实,也谈不上演戏),与真正知识和权力的力比多筹码有很大不同,甚至与因为没有这样的筹码而真正悲伤(比如1968年以后大学里出现的情况)也大相径庭。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疯狂复制的阶段,筹码为零,拟象最大;仿真被戏仿,同时也愈益恶化,它像精神分析那样没有终止。 没有终止的精神分析。 转移和反转移的历史还应加上整整一个篇章,那就是仿真对它们的清除和精神分析的不可能性。从现在起,精神分析本身制造和复制无意识,无意识成了精神分析学的制度化实质。精神分析学也因为无意识符号的交换而死亡,正如革命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的交换而死亡。弗洛伊德通过梦的解析或通过分析“不知情的”病人的知识深人探讨了这种短路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仍然被阐释为抵抗和拖延,没有对分析过程或转移原则提出根本的质疑。至于无意识话语无法确定无意识本身,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依据的仿真在先的脚本,我们已经在第三序列机器的所有层面上见识过了。分析再也没有结束的时候,不再有逻辑和历史的终点,因为它成了一种稳定的傀儡复制,一种需求规定了的无意识;整个分析只能围绕这个无法突破的点重新排列。精神分析“媒介”使无意识信息发生了短路。这是力比多的超真实。在著名的真实、象征以及想象等范畴之外,还应加上超真实这个范畴,它围堵前三个序列的功能。 |
↑7 | 雅典民主制比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先进,它在尝试过为保证法定人数的所有其他压制性办法并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后,终于把选票看做对服务的报酬。 |